作者按语：日前，《表面工程与再制造》总编微信约稿，希望我能写一篇关于这次武汉冠状病毒疫情方面的文章，作为特刊约稿。恰好我本来就想就这次重大事件写点东西，现有此约，正合我意。可以从科技工作者的角度，于全国甚至世界瞩目的武汉封城中，表达一种观察与思考。 ■ 再谈微扰 作为一位表面工程技术工作者，这几年无论是在公开发表的论文还是在技术交流和培训的场合，多次谈到一个概念，这就是微扰。 微扰是量子力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我在引用时，是从字面的意义作了解读，那就是一个极微小的扰动，会引起极巨大的后果。这与混沌学中的“蝴蝶效应”，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效应的闻名，源于一位美国气象学家说过：“亚马逊热带雨林中的蝴蝶扇动几下翅膀，会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一场巨大的风暴”。 量子力学和混沌学都是现代科学理论，所言非虚。但是，我们中国古代先民，早就根据对事物的观察，得出了“见微知著”和“防微杜渐”的结论。这些成语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忽略了微小的事物。有些微小的事物，大大超出了人类常识的认识范围。因为在我们生存的地球，还存在一个微观世界。正是这个微观世界中的原子、分子、细菌、病毒在影响甚至左右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为了普及人们对微观世界的认识，我写过一本名为《微观世界的故事》的书，由金盾出版社于2013年10月出版发行（这本书入选国家教委中小学图书馆推荐书目）。其中第四章以“见微知著”为题，讲了细菌与病毒的故事。 人类在没有认识细茵之前，曾经多次受到病菌的大规模侵害，饱受瘟疫灾害之苦。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黑死病。 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之一。起源于亚洲西南部，约在1340年代散布到欧洲，“黑死病”是当时欧洲对这种病的称呼。这场瘟疫在全世界造成了大约7500万人死亡，其中2500万为欧洲人。根据估计，中世纪欧洲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于黑死病。这种病的典型症状之一，就是患者的皮肤上会出现许多黑斑，所以这种特殊瘟疫被人们叫做“黑死病”。对于那些感染上该病的患者来说，痛苦的死去几乎是无法避免的，没有任何治愈的可能。 由于缺乏有效的冶疗办法，这种急性传染病多次侵袭欧洲，直到1700年代为止，期间造成的死亡情形与严重程度各不相同。较晚的几次大流行包括1629年到1631年的意大利瘟疫、1665年到1666年的伦敦大瘟疫、1679年的维也纳大瘟疫、1720年到1722年的马赛大瘟疫，以及1771年的莫斯科瘟疫。 黑死病对欧洲人口造成了严重影响，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动摇了当时支配欧洲的罗马天主教教会的地位，并因此使得一些少数族群受到迫害，例如犹太人、穆斯林、外国人、乞丐以及麻风病患者。生存与否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产生了“活在当下”的一种情绪，如同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所描绘的一般。科学家与历史学家推测自12世纪开始的黑死病，与鼠疫相同，皆是由一种称为鼠疫杆菌的细菌所造成。这些细菌是寄生于跳蚤身上，并借由黑鼠等动物来传播。更重要的是，人类的麻烦还不止是细菌。还有一种比细菌更微小的家伙，危害更大，这就是病毒（图1）。这次令武汉市在全世界瞩目的，就是一种新型病毒，现在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COVID-19。病毒是比细菌更微小的微生物，大小只能以纳米为测量单位，约为10-300纳米。它是生命进化途中一个重要的中介物。病毒作为一种生命形式，一直存活了下来。科考队曾经从南极深海冰层下获取了数亿年前的病毒样本，足见它们确实是早期地球上的生命形式。今天的生命是他们中一个分枝进化的结果。 图1 病毒的形态 比起细菌，病毒结构简单、寄生性严格，可以自身进行复制来繁殖，没有细胞组织的结构，是非细胞型微生物，因此也称为分子生物。由蛋白质和核酸组成。要用电子显微镜才能观察到。 病毒有高度的寄生性，完全依赖宿主细胞的能量和代谢系统，获取生命活动所需的物质和能量。离开宿主细胞，它只是一个大化学分子，停止活动。可制成蛋白质结晶，成为一个非生命体。遇到宿主细胞它会通过吸附、进入、复制、装配、释放子代病毒而显示典型的生命体特征，所以病毒是介于生物与非生物的一种原始的生命体。最为重要的，是这些病毒为了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在改变环境以适合自己繁衍的同时，也会在一代一代的繁衍过程中发生变异，成为更能适应新环境的品种。这是所有生物的本能，并非病毒的特有功能。只是不同的生物，这种变异的速度是不同的。有的几万年也不会改变，有些一年之内就可能发生改变。这种改变是自然转基因过程，但人类干预也可以让基因出现改变。这是当代最具争议的领域。正如所有科学技术一样，它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有害的一面。 20世纪的下半叶是发现病毒的黄金时代，大多数能够感染动物、植物或细菌的病毒在这数十年间被发现。1957年，马动脉炎病毒和导致牛病毒性腹泻的病毒（一种瘟病毒）被发现；1963年，巴鲁克·塞缪尔·布隆伯格发现了乙型肝炎病毒；1965年，霍华德·马丁·特明发现并描述了第一种逆转录病毒；这类病毒将RNA逆转录为DNA的关键酶，逆转录酶在1970年由霍华德·特明和戴维·巴尔的摩分别独立鉴定出来。1983年，法国巴斯德研究院的吕克·蒙塔尼和他的同事弗朗索瓦丝·巴尔-西诺西首次分离得到了一种逆转录病毒，也就是现在世人皆知的艾滋病毒（HIV）。其二人也因此与发现了能够导致子宫颈癌的人乳头状瘤病毒的德国科学家哈拉尔德·楚尔·豪森分享了200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 发现病毒只是人类认识病毒的第一步，现在，尽管人类已经对病毒有了更多的认识，但是却还没有找到抵抗病毒的有效方法。一旦出现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就没有根治的办法，特别是流行性病毒感染疾病，至今都只能采取保守地防并发症的被动疗法。从艾滋病到突发性沙斯（SARSA）再到禽流感，都是病毒在作怪。而且人类还暂时对它们没有什么好办法。更令人担忧的是，不知道它们在什么时候会以何种方式在什么地方再次对人类发起攻击。 很不幸，这种担忧变成了现实。正在准备迎接2020年新年的人们完全没有想到，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汉口二环外新华路北段的华南海鲜市场（图2）成为了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流行的引爆点。 图2 位于武汉汉口的华南海鲜市场 2019年12月，中旬到月底，华南海鲜市场内有人出现类似感冒引起的肺炎，在周边几家医院看病。其中有几个患者到位于菱角湖路的湖北省新华医院求医，被对流行性传染病有高度警惕的张继先医生重视并最先向院领导汇报，从而引起国家重视，于12月31日关闭了海鲜市场，并派出卫健委专家赴武汉调查了解情况。 更不幸的是，由于对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认识不足，使病毒的传播一度处在失控状态，给全市和全国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全国紧急避疫的局面。武汉首当其冲，直到现在（2020年3月），武汉仍处在全市封城状态。 ■ 封城前武汉发生了什么？ 2020年1月23日，武汉市发布一号通告，全城公共交通工具停止运行、居民全部在家中不要外出，全市实行封城管理。这一前所未有的举措，震惊了武汉，也震惊了全国，影响到全世界。为什么要采取如此紧急的措施？因为武汉发生了严重的可以人传人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人群中出现爆发式传染，形势十分严峻。如果不果断采取措施，后果将不堪设想！对于正进入春节假期的中国人，这一纸封城令，有如一声惊雷，响彻全中国。 封城前，武汉发生了什么事？这得从一家医院说起。大家从多家媒体发表的信息已经知道，最先发现并上报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是湖北省新华医院，又名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图3）。 图3 位于汉口菱角湖路边的省新华医院 2019年12月27日，常年坚守在一线的呼吸科医生张继先在医院接诊了两名患者，是附近小区的一对老夫妻。两人当时的症状很像流感：发烧、咳嗽、喘息，医院为其做了肺部CT片检查。 第二天看到胸片后，张继先医生觉得有些异常，她让老两口把儿子也叫到医院做了检查，检查结果显示，一家三口肺部有相同的表现。后来的事情表明，这就是新冠肺炎毛玻璃结节典型CT。“一般来说，一家人来看病，很少三人同时得一样的病，除非是传染病。”张继先敏感地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当即向医院领导作了汇报。 而就在前一天，医院还来了一个华南海鲜市场的商户，一样的发烧、咳嗽、喘息，一样的肺部表现。之后两天，医院门诊又收治了3名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患者。7名患者症状和肺部表现一致，只是轻重有区别，这个情况进一步引起了张医生的注意，于是他向医院进行了第二次上报。29日下午，院内专家对这7例病例进行了讨论，并在随后再次向区、市、省级疾控处报告。这样，武汉市按照国家卫健委规定最早正式向国家主管部门通报了在武汉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同时，这家医院在院内采取了相应的防护措施，并将其中的6位患者转到专门收治传染病的金银潭医院，留下一位隔离治疗。由于措施得当，结果没有一位医护人员感染。 这样，在2019年年底，武汉医疗系统基本上已经获知从汉口华南海鲜市场传出了新型病毒感染的肺炎聚集性发病病例，病毒正在送检中，于是在武汉医院系统内部开始流传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性传染危险的预警，这是源于职业敏感和行业内信息交流的小范围预警。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武汉中心医院的李文亮医生，在微信同学群中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性传染危险性的信息，这是继武汉新华医院向官方报告后在自媒体上首次公开发布的预警。 很可惜，这些预警虽然已经引起官方重视，并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但是却没有果断采取公开预警和进行区域性阻断流行渠道的措施，失去了在元旦期间就采取行动的战机。不仅如此，新华社转发武汉市公安局元旦发布的通报称，日前一些关于“武汉病毒性肺炎”的不实信息在网络流传，公安部门对此进行了调查。8 人因散布不实信息，被警方依法处理。武汉警方通报说，“近期，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多例肺炎病例。武汉市卫健委就此发布了情况通报。但部分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已传唤 8 名违法人员，并依法进行了处理。”这被处理的8人中就有李文亮医生。 但是，无情的事实是，由华南海鲜市场、省新华医院、后湖中心医院形成的一个三角感染地带（图4），正在将新型冠状病毒通过流动的人群向四处传播！这两所医院都距地铁站很近，后湖中心医院就紧邻地铁出口，而新华医院的所在的菱角湖路，两头分别有地铁3号线和6号线的站口，这使得在医院滞留过的流动人口如果进入封闭的地铁，增加了传染几率。使武汉市民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大大增加。与此同时，在这个区域内还有武汉十一医院、协和医院门诊分部等医院和医疗机构，包括个体开业的诊所，在这期间都不同程度接收过患有肺炎的患者。这些医院有的根据一直就有的发热登记制度进行了登记，有的可能根本就没有登记。客观地说，有些患者是轻症或非典型症状，这些不会引起医生的注意，但这些人中的感染者一旦散布到人群中，无疑就扩散了病毒。所有这些感染者的家庭都被感染，有的全家都出现症状。严重的一家有多位患者死亡，其中也包括医生的家庭。 图4 新型冠状病毒最先爆发地和最先接诊的两家医院形成的三角区 2020年元月初，国家卫健委委派以高福院士等组成的专家组抵达武汉指导疫情处置，并展开相关检测核实工作后，传出过于乐观的信息，认为未见明显人传人和医护感染。这一说法，也让公众放松了警惕。“我们医院早就有医务人员感染了，但是直到1月20日才承认人传人，想想我们都有些后怕，当时我们看病的时候都是带着普通的医用口罩，连医用外科口罩都不是。”武汉一名一线医护人员在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元月20日，钟南山院士确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会“人传人”，国务院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纳入法定的传染病。 元月22日，高福院士在出席国务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目前证据确实显示儿童、年轻人对病毒不易感。 但是事实上，这时武汉各大医院已经人满为患，就连打个吊针都要等待上十个小时，根本没有收治大量疑似患者的能力。这些已经被感染的人仍然天天跑医院和与家人亲友接触，进一步扩大了感染人群。同时，医生患新冠病毒肺炎的人数也在增加，最早公开警示新型冠病毒肺炎的李文亮医生也于元月8日不幸感染新冠肺炎病毒。众多信息显示，武汉市的疫情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需要果断出手、采取断然措施！ 于是出现了武汉紧急封城禁行的罕见措施。 ■ 身处风暴眼而不知 直至元月23日，武汉市的大多数人除了从微信上时不时看到一些莫衷一是、相互矛盾的信息，还没有意识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严重性。毕竟马上就要过春节了，人们都在忙碌着办年货和订年夜饭；外地的朋友则盼着早日返回家乡；有些人则在计划着春节的出游。这之前已经有大约500万人离开武汉市场奔向全国各地，这些人大多是返乡过年，也有旅游和探亲访友者。毫无疑问，这些人群中，已经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或健康带毒者。此后在各地发生的病例，绝大多数都与武汉有关。 我们风帆集团办公地就在江汉区的菱角湖路上，与湖北省新华医院是对门为邻（图5）。风帆电化科技公司、风帆国际贸易公司、风帆表面工程公司以及武汉表面工程协会，都在风帆表面办公楼内办公。这可是处在风暴眼啊。那两位到新华医院就诊的老人和家里被传染的儿子就住在附近的小区。而我们和这周边的大多数人都毫不知情。我每天上下班驾车都要经过新华医院，医院的门口等停车位的车几乎每天都是排长队的。因为冬季是流感爆发季，我们觉得是正常情况。我元月13日下午还到新华医院神经内科去开过药，感觉挂号的人比平时多，到交费时所有楼层的几个收费处都排起了长队，当时我这一队和旁边一队的老人因为有人插队还大声争吵，我还劝了架。但几乎看不到有人戴口罩，很幸运这些人群中没有人是感染者，否则许多人会中招。 图5 最早报告疫情的新华医院的位置 风帆公司是元月17日放假。这天的中午，根据公司每年惯例，要举行迎新年联欢会，今年是在位于秀丽西北湖旁的武汉锦江饭店举行。公司全体员工和股东、嘉宾近200人欢聚一堂，总结成绩、表彰先进，展望未来。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这种聚集在武汉是十分危险的。值得庆幸的是，公司全体人员在这次武汉危机中，没有出现一例感染者，家庭也都平安。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么幸运了，武汉各地一些参加过聚会、聚餐、联欢的人中，只要有一个感染者在其中，就会有多人被传染。而这样的感染者如果去到外地参加聚会，就又会在那个范围内传染给别人，从而引起连锁反应。 事实证明，这次病毒传染的主要途径是聚集中密切接触的人群，例如医院、家庭、交通工具内等。不幸中的万幸是，这次传播没有形成在空气中大规模散布式传染，病毒也还没有被检测到发生变异。但是，这不是一件可以靠碰运气来避免的事。人类会不会遇到更为危险的病毒？这是一个十分令人担忧的问题。尽管这次还没有发现有变异出现，但谁又能保证以后的发展中不会出现变异呢？ ■ 病毒是人类面临的威胁中风险最大的 一直以来，不论是宗教界还是科学界，都对人类未来有种种预测。这些预测中包括悲观的预测，典型的就是宗教人士一再预测的世界末日论。这虽然也构成新闻内容，但客观地说，并没有引起真正的恐慌。而科学界的预测就不同了，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人们对科学家的信任是超过政治家的。特别是著名科学家和专家，例如，无论是上次SARS，还是这次的COVID-19，钟南山院士都有权威发言，获得人们的信任和尊重。 而在当代著名的科学家中，一位被认为可以与爱因斯坦比肩的科学家是霍金（图6）。说到霍金，很多人就会把他和黑洞联系起来，因为他曾经提出过黑洞蒸发等理论，这让对于黑洞的研究成为了霍金的代名词。除此之外，霍金生前曾对人类未来的发展提出过多方面的忠告和预言，其中不少是对人类构成威胁的事件。这些事件包括核威胁、气候变化、小行星撞击地球、人工智能失控等等。他在多种场合多次提到了这些预言或警告。其中有一次专门谈到了变异病毒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比核子爆炸危险更大。2001年，他在接受《每日电讯报》采访时说：“相比核毁灭而言，不受限制的生物技术研究更让他感到忧虑。”“核技术的研究和发展需要大型设施，”他说“但基因改造在一间小实验室里就能实现。你没有办法管住世界上所有的实验室。也许哪一天，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就会创造出病毒杀死全人类。” 图6 著名英国物理学家霍金 霍金从技术的角谈到的病毒的威胁，是颇具说服力的。因为正如大家都知道的，核武器和核研发不仅从技术上有很高门槛，而且在控制上可以说是处在最高级别。但是，病毒这种纳米极细小的生物，就像我们前面已经谈到的，是一种寄生生物。它们在多种生物体中都可以寄生，这样一来，管控就很难了。 不去说生物实验室各大医院、大学相关专业、生物企业等机构都有。毕竟这些机构都制定有严格的管理规定，有相应的防风险措施，并且相信都有极高的执行力。我们要说的是自然界中的病毒的生存和变异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与气候变化一样，既是自然环境变化所致，又与人类的行为有关。这次在武汉爆发的COVID-19，就不能排除与华南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交易有关。这在世界卫生组织来我国的调查报告中也已经有描述。至少目前从生物学角度，查实新型冠状病毒的第一宿主是蝙蝠，穿山甲也是宿主之一。虽然还没有查到是哪种作为中间宿主的野生动传染到了人类。但一定是处在交易中的某种野生动物。因为野生动物的生存是严格依赖于生物圈的，不只是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之间有依存关系；飞禽、昆虫、植物、细菌、病毒都是生物圈中的重要角色，有超乎人类想象的依存关系。人类滥捕乱杀野生动物的行为，严重破坏动物生物链，后果是极为严重的。这也是国家进一步明令禁止野生动物交易和革除食用野生动物恶习的原因。记得上世纪90年代我去广州出差，一位电镀界朋友请我在一家餐馆用餐时，就有一味菜是焖烧穿山甲。这在广东是很普遍的现象，表面上是禁食的，实际非常流行。就如吃蛇一样，可以说是公开的。相信这次病毒事件后，无论是广东还是全国，都不会再有人吃野生动物了。 病毒以动物为其宿主，并且随着宿主的迁徙和生存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习性，发生变异，这就是人类面临的最大风险！这种风险的可控性比起生物实验室的难度要大得多，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面临的所有威胁中，变异的病毒是风险最高的威胁。确实是比小行星撞地球或发生核爆炸的几率要高得多。目前还在世界扩散中的COVID-19，应该让人类认识到病毒侵害人类的风险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 正如人类破坏森林和地表植被最终影响到的是气候一样，人类对野生动物生存环境的破坏不只是使许多野生动物濒临灭绝，也使寄生在这些野生动物体内的病毒要寻找新的宿主。当病毒进入到人体内，就会为了适应人体环境而发生变异。一旦病毒意识到人类是一个比原宿主更大的群体，寻求在人类环境中生存的进化模式就会启动。千万不要以为病毒没有意识。我已经在《光子信息》一书中论证过，物质进化意识是物质的属性。更不要说具有生命的生物体。物质进化到生命形式以后，生存意识就已经具备了，植物都知道趋光趋水，病毒作为最简单的动物体，更具备保持自己生存繁衍的能力。适应环境生存是所有动物的最基本和最原始的意识，因此，如果你扰乱了病毒的宿主，它就要在新的环境中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如果它觉得人类的肺适合它的繁衍，它是不会讲客气的。所以，正是人类自己的活动导致的病毒宿主变迁，危及的是人类自己。 病毒引发的疾病本来就一直没有找到相应的对症药，从病毒流感到爱滋病都是这样，而发生变异的病毒就更加危险，因为变异意味着对新环境的适应新品种已经产生出来，这意味着新传播模式和新的致病机理。病毒以原生态进入人体后，人体会产生抗体的进行抵抗，这种博弈的结果不是人胜就是病毒胜。失败的人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面对这种新环境，病毒要在这种人体的新环境生存，最终会变异出能适应这种环境的新品种，要么是使抗体失效，要么是形成共存状态，无论是哪种结果，这种以人体为战场的博弈，受到侵害的是人类。如果哪一天出现人类完全失控的新型病毒，人类就将面临末日的威胁。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病毒是人类面临的威胁中风险最大的威胁。人类应该协调对病毒防治的政策和措施。这是一个紧迫的任务，不只是科学推理或预测，而是已经在发生的威胁，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 并非题外话： 1 物竞天择 这个话题可能令人感到意外。但是，这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自然规律，无可非议。当年达尔文提出进化论时，不也是受到强烈反对吗？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反对。但是在自然界，却正是按这个法则在运行着。 将达尔文思想作了详细而精确归纳的作家是赫胥黎，而将赫胥黎的名著译介到中国的是清朝民间知识分子严复。他的译作《天演论》影响很大，包括中国早年改革家和革命家，大多读过他的作品。足见这一先进的科学思想具有多么强大的生命力。最为奇怪的是，几乎所有反共人士，都一定是反达尔文主义者。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反科学思想这一点上，往往是同盟者。 天演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严复先生译为“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是物种因环境改变为适应环境而做出的变化。人类改变环境，就要承担改变带来的后果，你发明了汽车，就得接受存在交通意外的结果。当然人类不会放任这种改变，所以才有了交通规则，但并没有因为有交通规则使交通意外完全消失。现在每年因为交通意外导致的死亡人数，全世界在一百万人以上，2018年达125万，平均每天死亡3500人。但是，人们并没有要求禁止机动车。简单地说，人类得承担自己行为带来的后果。 从病毒的角度，它的寻求新的生存空间的行为，就是一种生存选择，是竞争导致的结果。你去侵扰它，去吃它生存的载体，它不得不转移到新宿主也就是人体内来。同时，被它杀死的个体，除了意外，大多数是体弱多病的老年人，这也是一种自然淘汰，虽然残酷、说起来很冷血，但这说的是一种事实。这如当年鲁迅先生在一篇小品中说的一家添丁，祝贺的人说这孩子将来会做官，明显是拍马屁的话，得到了奖赏；有一个人说这孩子将来会死，这本来说的是真理，是人就会死，但却得到一顿痛打。这也就引出一个生死观的话题。就是在人类文明中，将人的死亡看作一件大悲痛。但是，人类并没有因个体的死亡而整体灭亡，死是生的替换，这也是佛教产生轮回说的一个自然根据，有生有死，自然规律。当然，人类可以面对正常的自然死亡，也就是寿终正寝。但这只是理想状态，常态是各种因病、因意外的死亡，大大超出这次病毒流行带来的死亡。人们尽管采取各种措施救治患者，但是，实事上，一定存在还有人会死去的结果。这就如有了交通规则和红绿灯系统，也不能将交通事故降为零一样。应该以平和的心态面对自然界出现的这种事件。这种“意外”其实是人类自己行为导致的，按照规律，就成了意料之中的事了。这也提醒人类，大凡做事，要三思而行，一旦行动，就得接受可能的后果，或者说可能出现的多种结果。即使是人工智能，也都有可能存在一个拐点，出现超过人类智能的时候，这也正是霍金曾经担心的事件之一。 2 西方应对 在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流行的同时，世界各国先后也出现了流行趋势。开始还是输入型的，随后也出现了当地不明原因的患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场世界范围的新冠病毒流行事件面所难免。人类面临一次灾难大考。首当其冲的有日本、韩国、伊朗、意大利等国。世界卫生组织提醒中国的措施为世界各国防范新冠肺炎病毒赢得了时间，但是，世界各国并没有能够完全做好准备，一旦出现较大规模疫情，往往也措手不及。而对于有发达医疗体系的发达国家，在参考中国的经验的同时，也都拿出了自己的应对方案。西方世界尽管在人权问题上喜欢占领制高点，但在采取具体措施时，经济考量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他们更重视社会成本。因此，日本和韩国都将正规医院指定为只收治重症患者，韩国对轻症采取类似中国的集中管理模式，但只观察不治理；日本干脆对轻症或无症状者不收治，只在家中自我隔离。这样等于放任病毒在人际间自然传播。轻症者由自身产生抗体来恢复生机。从而让有限的医疗资源只用于救救治重症患者。这种结果如何，有待观察，因为这些国家的流行还刚刚开始。而在对待新型冠状病毒的措施上最为离谱的，就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他们将中国为世界赢得的时间不可思议地放弃，同时将其国内越来越严重的新型冠状病毒说成是因为中国才流行起来的“中国病毒”。这种为打击中国而不惜一切手段的行径，受到世界所有主持公道的国家和人士（包括美国人士）的批判。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新型冠状病毒早就开始在人间传播，意大利就推测早在去年10月就已经有新冠病毒在流行。美国的流感严重且死亡率较高（2019年美国流感已经死亡1万多人），他们国内专家就承认，这些死亡者就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混在其中，只是没有进行筛查。也就是说早就有新型冠状病毒在流行中，并且早于在中国流行的时间。甚至有人怀疑是美国参加武汉军运会的人将病毒传进了中国。当现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世界大流行的时候，中国的应对新冠肺炎病毒的经历和作为，成为举世瞩目的样板，各国要想安抚本国民众，除了向中国学习和取经，其他招式恐怕是难以奏效的了。 显然，中国的为全民着想的社会主义思维，与西方的资本主义思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3 中国方案 孔子当年在向他的学生谈论“大道之行”时，就提出了大同世界的设想。那是老有所养，病有所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尽其力，物尽其用的社会。此后人类一直在探寻这种新的生活模式，从桃花园到乌托邦，从资产阶级革掉封建社会的命到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出现，直到《共产党宣言》的诞生，一种人类理想的生活模式被提了出来。 可是，这一理想一直被西方当作洪水猛兽。西方世界为此组成了神圣同盟，他们在搞垮了苏联后，现在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正在努力搞垮中国。西方社会表面上讲平等、博爱、自由、民主，但实质是建立在以财富占有为基石的私有制之上的阶级社会。初级的社会主义社会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这种阶级社会的烙印。无可讳言，这种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是当代世界社会形态的主流。就是我国也不得不承认是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这是现实，不可以超越。但是，一个铁的事实是，如果用资本主义制度来应对这次在世界流行的病毒感染，有钱人势必会占用大量资源，商人会囤积居奇，顺势涨价，穷人如果患病，也就很难得到充分救治了。 这次中国应对新冠病毒肺炎的举国体制，让世界人民大开眼界。这次中国被确诊的新冠病毒肺炎患者，无论重症轻症，无论穷人富人，全都是公费报销了，即实行国家包干救治。同时对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出工期间的加班费加倍，工资翻番。这让世界震惊，原来社会主义是可以这样分配资源的。这是制度保障，不是发善心，做慈善。西方之所以衍生出慈善行为，只是出于一种“良心发现”，是一种体制外的再分配。也是一种黑钱洗白的渠道，是难以持之以恒的。只有形成制度，才能持续发展。中国提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实质上就是希望在人类面临世界性威胁时，要公平合理地为全人类配置资源。 分配的要素是要有东西可分，这就是为什么首先要发展经济的原因，毕竟你得有东西可分，而不是只开空头支票，这就是当代社会主义与以往极左时代的最大区别。中国当代的现实证明，当物质充分涌流时，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要好的制度。 诚然，西方世界有发达的科技和大量的中产阶级，他们因衣食无忧而不去管更多的财富在哪里。但是，不争的事实是，现在，世界上少数人控制着世界90%以上的财富，而90%以上的人类，却只占有世界10%的财富。但地球是全人类的地球，面临威胁时是对全人类的威胁，而对这样的威胁，人类将如何面对？这是一个更大的课题。 在一部名为《2012》的科幻电影中，人类逃避灭顶之灾的“新诺亚方舟”的船票票价高达10亿欧元！绝大多数人都被这高得离谱的票价挡在了门外。讽刺的是，电影中的这种超大型的避难船被描述为是由中国制造的。暗示中国制造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国。 不过，我相信，当人类再次遇到世界性威胁时，相比中国制造，更受世界人民欢迎的，应该是中国方案。 作者按语：日前，《表面工程与再制造》总编微信约稿，希望我能写一篇关于这次武汉冠状病毒疫情方面的文章，作为特刊约稿。恰好我本来就想就这次重大事件写点东西，现有此约，正合我意。可以从科技工作者的角度，于全国甚至世界瞩目的武汉封城中，表达一种观察与思考。2020年2月15日星期六 9：30■ 再谈微扰作为一位表面工程技术工作者，这几年无论是在公开发表的论文还是在技术交流和培训的场合，多次谈到一个概念，这就是微扰。微扰是量子力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我在引用时，是从字面的意义作了解读，那就是一个极微小的扰动，会引起极巨大的后果。这与混沌学中的“蝴蝶效应”，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效应的闻名，源于一位美国气象学家说过：“亚马逊热带雨林中的蝴蝶扇动几下翅膀，会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一场巨大的风暴”。量子力学和混沌学都是现代科学理论，所言非虚。但是，我们中国古代先民，早就根据对事物的观察，得出了“见微知著”和“防微杜渐”的结论。这些成语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忽略了微小的事物。有些微小的事物，大大超出了人类常识的认识范围。因为在我们生存的地球，还存在一个微观世界。正是这个微观世界中的原子、分子、细菌、病毒在影响甚至左右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为了普及人们对微观世界的认识，我写过一本名为《微观世界的故事》的书，由金盾出版社于2013年10月出版发行（这本书入选国家教委中小学图书馆推荐书目）。其中第四章以“见微知著”为题，讲了细菌与病毒的故事。人类在没有认识细茵之前，曾经多次受到病菌的大规模侵害，饱受瘟疫灾害之苦。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黑死病。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之一。起源于亚洲西南部，约在1340年代散布到欧洲，“黑死病”是当时欧洲对这种病的称呼。这场瘟疫在全世界造成了大约7500万人死亡，其中2500万为欧洲人。根据估计，中世纪欧洲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于黑死病。这种病的典型症状之一，就是患者的皮肤上会出现许多黑斑，所以这种特殊瘟疫被人们叫做“黑死病”。对于那些感染上该病的患者来说，痛苦的死去几乎是无法避免的，没有任何治愈的可能。由于缺乏有效的冶疗办法，这种急性传染病多次侵袭欧洲，直到1700年代为止，期间造成的死亡情形与严重程度各不相同。较晚的几次大流行包括1629年到1631年的意大利瘟疫、1665年到1666年的伦敦大瘟疫、1679年的维也纳大瘟疫、1720年到1722年的马赛大瘟疫，以及1771年的莫斯科瘟疫。黑死病对欧洲人口造成了严重影响，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动摇了当时支配欧洲的罗马天主教教会的地位，并因此使得一些少数族群受到迫害，例如犹太人、穆斯林、外国人、乞丐以及麻风病患者。生存与否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产生了“活在当下”的一种情绪，如同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所描绘的一般。科学家与历史学家推测自12世纪开始的黑死病，与鼠疫相同，皆是由一种称为鼠疫杆菌的细菌所造成。这些细菌是寄生于跳蚤身上，并借由黑鼠等动物来传播。更重要的是，人类的麻烦还不止是细菌。还有一种比细菌更微小的家伙，危害更大，这就是病毒（图1）。这次令武汉市在全世界瞩目的，就是一种新型病毒，现在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COVID-19。病毒是比细菌更微小的微生物，大小只能以纳米为测量单位，约为10-300纳米。它是生命进化途中一个重要的中介物。病毒作为一种生命形式，一直存活了下来。科考队曾经从南极深海冰层下获取了数亿年前的病毒样本，足见它们确实是早期地球上的生命形式。今天的生命是他们中一个分枝进化的结果。图1 病毒的形态比起细菌，病毒结构简单、寄生性严格，可以自身进行复制来繁殖，没有细胞组织的结构，是非细胞型微生物，因此也称为分子生物。由蛋白质和核酸组成。要用电子显微镜才能观察到。病毒有高度的寄生性，完全依赖宿主细胞的能量和代谢系统，获取生命活动所需的物质和能量。离开宿主细胞，它只是一个大化学分子，停止活动。可制成蛋白质结晶，成为一个非生命体。遇到宿主细胞它会通过吸附、进入、复制、装配、释放子代病毒而显示典型的生命体特征，所以病毒是介于生物与非生物的一种原始的生命体。最为重要的，是这些病毒为了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在改变环境以适合自己繁衍的同时，也会在一代一代的繁衍过程中发生变异，成为更能适应新环境的品种。这是所有生物的本能，并非病毒的特有功能。只是不同的生物，这种变异的速度是不同的。有的几万年也不会改变，有些一年之内就可能发生改变。这种改变是自然转基因过程，但人类干预也可以让基因出现改变。这是当代最具争议的领域。正如所有科学技术一样，它是一把双刃剑，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有害的一面。20世纪的下半叶是发现病毒的黄金时代，大多数能够感染动物、植物或细菌的病毒在这数十年间被发现。1957年，马动脉炎病毒和导致牛病毒性腹泻的病毒（一种瘟病毒）被发现；1963年，巴鲁克·塞缪尔·布隆伯格发现了乙型肝炎病毒；1965年，霍华德·马丁·特明发现并描述了第一种逆转录病毒；这类病毒将RNA逆转录为DNA的关键酶，逆转录酶在1970年由霍华德·特明和戴维·巴尔的摩分别独立鉴定出来。1983年，法国巴斯德研究院的吕克·蒙塔尼和他的同事弗朗索瓦丝·巴尔-西诺西首次分离得到了一种逆转录病毒，也就是现在世人皆知的艾滋病毒（HIV）。其二人也因此与发现了能够导致子宫颈癌的人乳头状瘤病毒的德国科学家哈拉尔德·楚尔·豪森分享了2008年的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发现病毒只是人类认识病毒的第一步，现在，尽管人类已经对病毒有了更多的认识，但是却还没有找到抵抗病毒的有效方法。一旦出现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就没有根治的办法，特别是流行性病毒感染疾病，至今都只能采取保守地防并发症的被动疗法。从艾滋病到突发性沙斯（SARSA）再到禽流感，都是病毒在作怪。而且人类还暂时对它们没有什么好办法。更令人担忧的是，不知道它们在什么时候会以何种方式在什么地方再次对人类发起攻击。很不幸，这种担忧变成了现实。正在准备迎接2020年新年的人们完全没有想到，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汉口二环外新华路北段的华南海鲜市场（图2）成为了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流行的引爆点。图2 位于武汉汉口的华南海鲜市场2019年12月，中旬到月底，华南海鲜市场内有人出现类似感冒引起的肺炎，在周边几家医院看病。其中有几个患者到位于菱角湖路的湖北省新华医院求医，被对流行性传染病有高度警惕的张继先医生重视并最先向院领导汇报，从而引起国家重视，于12月31日关闭了海鲜市场，并派出卫健委专家赴武汉调查了解情况。更不幸的是，由于对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认识不足，使病毒的传播一度处在失控状态，给全市和全国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全国紧急避疫的局面。武汉首当其冲，直到现在（2020年3月），武汉仍处在全市封城状态。■ 封城前武汉发生了什么？2020年1月23日，武汉市发布一号通告，全城公共交通工具停止运行、居民全部在家中不要外出，全市实行封城管理。这一前所未有的举措，震惊了武汉，也震惊了全国，影响到全世界。为什么要采取如此紧急的措施？因为武汉发生了严重的可以人传人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人群中出现爆发式传染，形势十分严峻。如果不果断采取措施，后果将不堪设想！对于正进入春节假期的中国人，这一纸封城令，有如一声惊雷，响彻全中国。封城前，武汉发生了什么事？这得从一家医院说起。大家从多家媒体发表的信息已经知道，最先发现并上报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是湖北省新华医院，又名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图3）。图3 位于汉口菱角湖路边的省新华医院2019年12月27日，常年坚守在一线的呼吸科医生张继先在医院接诊了两名患者，是附近小区的一对老夫妻。两人当时的症状很像流感：发烧、咳嗽、喘息，医院为其做了肺部CT片检查。第二天看到胸片后，张继先医生觉得有些异常，她让老两口把儿子也叫到医院做了检查，检查结果显示，一家三口肺部有相同的表现。后来的事情表明，这就是新冠肺炎毛玻璃结节典型CT。“一般来说，一家人来看病，很少三人同时得一样的病，除非是传染病。”张继先敏感地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当即向医院领导作了汇报。而就在前一天，医院还来了一个华南海鲜市场的商户，一样的发烧、咳嗽、喘息，一样的肺部表现。之后两天，医院门诊又收治了3名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患者。7名患者症状和肺部表现一致，只是轻重有区别，这个情况进一步引起了张医生的注意，于是他向医院进行了第二次上报。29日下午，院内专家对这7例病例进行了讨论，并在随后再次向区、市、省级疾控处报告。这样，武汉市按照国家卫健委规定最早正式向国家主管部门通报了在武汉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同时，这家医院在院内采取了相应的防护措施，并将其中的6位患者转到专门收治传染病的金银潭医院，留下一位隔离治疗。由于措施得当，结果没有一位医护人员感染。这样，在2019年年底，武汉医疗系统基本上已经获知从汉口华南海鲜市场传出了新型病毒感染的肺炎聚集性发病病例，病毒正在送检中，于是在武汉医院系统内部开始流传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性传染危险的预警，这是源于职业敏感和行业内信息交流的小范围预警。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武汉中心医院的李文亮医生，在微信同学群中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性传染危险性的信息，这是继武汉新华医院向官方报告后在自媒体上首次公开发布的预警。很可惜，这些预警虽然已经引起官方重视，并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但是却没有果断采取公开预警和进行区域性阻断流行渠道的措施，失去了在元旦期间就采取行动的战机。不仅如此，新华社转发武汉市公安局元旦发布的通报称，日前一些关于“武汉病毒性肺炎”的不实信息在网络流传，公安部门对此进行了调查。8 人因散布不实信息，被警方依法处理。武汉警方通报说，“近期，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多例肺炎病例。武汉市卫健委就此发布了情况通报。但部分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已传唤 8 名违法人员，并依法进行了处理。”这被处理的8人中就有李文亮医生。但是，无情的事实是，由华南海鲜市场、省新华医院、后湖中心医院形成的一个三角感染地带（图4），正在将新型冠状病毒通过流动的人群向四处传播！这两所医院都距地铁站很近，后湖中心医院就紧邻地铁出口，而新华医院的所在的菱角湖路，两头分别有地铁3号线和6号线的站口，这使得在医院滞留过的流动人口如果进入封闭的地铁，增加了传染几率。使武汉市民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大大增加。与此同时，在这个区域内还有武汉十一医院、协和医院门诊分部等医院和医疗机构，包括个体开业的诊所，在这期间都不同程度接收过患有肺炎的患者。这些医院有的根据一直就有的发热登记制度进行了登记，有的可能根本就没有登记。客观地说，有些患者是轻症或非典型症状，这些不会引起医生的注意，但这些人中的感染者一旦散布到人群中，无疑就扩散了病毒。所有这些感染者的家庭都被感染，有的全家都出现症状。严重的一家有多位患者死亡，其中也包括医生的家庭。图4 新型冠状病毒最先爆发地和最先接诊的两家医院形成的三角区2020年元月初，国家卫健委委派以高福院士等组成的专家组抵达武汉指导疫情处置，并展开相关检测核实工作后，传出过于乐观的信息，认为未见明显人传人和医护感染。这一说法，也让公众放松了警惕。“我们医院早就有医务人员感染了，但是直到1月20日才承认人传人，想想我们都有些后怕，当时我们看病的时候都是带着普通的医用口罩，连医用外科口罩都不是。”武汉一名一线医护人员在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元月20日，钟南山院士确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会“人传人”，国务院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纳入法定的传染病。元月22日，高福院士在出席国务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目前证据确实显示儿童、年轻人对病毒不易感。但是事实上，这时武汉各大医院已经人满为患，就连打个吊针都要等待上十个小时，根本没有收治大量疑似患者的能力。这些已经被感染的人仍然天天跑医院和与家人亲友接触，进一步扩大了感染人群。同时，医生患新冠病毒肺炎的人数也在增加，最早公开警示新型冠病毒肺炎的李文亮医生也于元月8日不幸感染新冠肺炎病毒。众多信息显示，武汉市的疫情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需要果断出手、采取断然措施！于是出现了武汉紧急封城禁行的罕见措施。■ 身处风暴眼而不知直至元月23日，武汉市的大多数人除了从微信上时不时看到一些莫衷一是、相互矛盾的信息，还没有意识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严重性。毕竟马上就要过春节了，人们都在忙碌着办年货和订年夜饭；外地的朋友则盼着早日返回家乡；有些人则在计划着春节的出游。这之前已经有大约500万人离开武汉市场奔向全国各地，这些人大多是返乡过年，也有旅游和探亲访友者。毫无疑问，这些人群中，已经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或健康带毒者。此后在各地发生的病例，绝大多数都与武汉有关。我们风帆集团办公地就在江汉区的菱角湖路上，与湖北省新华医院是对门为邻（图5）。风帆电化科技公司、风帆国际贸易公司、风帆表面工程公司以及武汉表面工程协会，都在风帆表面办公楼内办公。这可是处在风暴眼啊。那两位到新华医院就诊的老人和家里被传染的儿子就住在附近的小区。而我们和这周边的大多数人都毫不知情。我每天上下班驾车都要经过新华医院，医院的门口等停车位的车几乎每天都是排长队的。因为冬季是流感爆发季，我们觉得是正常情况。我元月13日下午还到新华医院神经内科去开过药，感觉挂号的人比平时多，到交费时所有楼层的几个收费处都排起了长队，当时我这一队和旁边一队的老人因为有人插队还大声争吵，我还劝了架。但几乎看不到有人戴口罩，很幸运这些人群中没有人是感染者，否则许多人会中招。图5 最早报告疫情的新华医院的位置风帆公司是元月17日放假。这天的中午，根据公司每年惯例，要举行迎新年联欢会，今年是在位于秀丽西北湖旁的武汉锦江饭店举行。公司全体员工和股东、嘉宾近200人欢聚一堂，总结成绩、表彰先进，展望未来。当时一点也不知道这种聚集在武汉是十分危险的。值得庆幸的是，公司全体人员在这次武汉危机中，没有出现一例感染者，家庭也都平安。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么幸运了，武汉各地一些参加过聚会、聚餐、联欢的人中，只要有一个感染者在其中，就会有多人被传染。而这样的感染者如果去到外地参加聚会，就又会在那个范围内传染给别人，从而引起连锁反应。事实证明，这次病毒传染的主要途径是聚集中密切接触的人群，例如医院、家庭、交通工具内等。不幸中的万幸是，这次传播没有形成在空气中大规模散布式传染，病毒也还没有被检测到发生变异。但是，这不是一件可以靠碰运气来避免的事。人类会不会遇到更为危险的病毒？这是一个十分令人担忧的问题。尽管这次还没有发现有变异出现，但谁又能保证以后的发展中不会出现变异呢？■ 病毒是人类面临的威胁中风险最大的一直以来，不论是宗教界还是科学界，都对人类未来有种种预测。这些预测中包括悲观的预测，典型的就是宗教人士一再预测的世界末日论。这虽然也构成新闻内容，但客观地说，并没有引起真正的恐慌。而科学界的预测就不同了，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人们对科学家的信任是超过政治家的。特别是著名科学家和专家，例如，无论是上次SARS，还是这次的COVID-19，钟南山院士都有权威发言，获得人们的信任和尊重。而在当代著名的科学家中，一位被认为可以与爱因斯坦比肩的科学家是霍金（图6）。说到霍金，很多人就会把他和黑洞联系起来，因为他曾经提出过黑洞蒸发等理论，这让对于黑洞的研究成为了霍金的代名词。除此之外，霍金生前曾对人类未来的发展提出过多方面的忠告和预言，其中不少是对人类构成威胁的事件。这些事件包括核威胁、气候变化、小行星撞击地球、人工智能失控等等。他在多种场合多次提到了这些预言或警告。其中有一次专门谈到了变异病毒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比核子爆炸危险更大。2001年，他在接受《每日电讯报》采访时说：“相比核毁灭而言，不受限制的生物技术研究更让他感到忧虑。”“核技术的研究和发展需要大型设施，”他说“但基因改造在一间小实验室里就能实现。你没有办法管住世界上所有的实验室。也许哪一天，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就会创造出病毒杀死全人类。”图6 著名英国物理学家霍金霍金从技术的角谈到的病毒的威胁，是颇具说服力的。因为正如大家都知道的，核武器和核研发不仅从技术上有很高门槛，而且在控制上可以说是处在最高级别。但是，病毒这种纳米极细小的生物，就像我们前面已经谈到的，是一种寄生生物。它们在多种生物体中都可以寄生，这样一来，管控就很难了。不去说生物实验室各大医院、大学相关专业、生物企业等机构都有。毕竟这些机构都制定有严格的管理规定，有相应的防风险措施，并且相信都有极高的执行力。我们要说的是自然界中的病毒的生存和变异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与气候变化一样，既是自然环境变化所致，又与人类的行为有关。这次在武汉爆发的COVID-19，就不能排除与华南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交易有关。这在世界卫生组织来我国的调查报告中也已经有描述。至少目前从生物学角度，查实新型冠状病毒的第一宿主是蝙蝠，穿山甲也是宿主之一。虽然还没有查到是哪种作为中间宿主的野生动传染到了人类。但一定是处在交易中的某种野生动物。因为野生动物的生存是严格依赖于生物圈的，不只是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之间有依存关系；飞禽、昆虫、植物、细菌、病毒都是生物圈中的重要角色，有超乎人类想象的依存关系。人类滥捕乱杀野生动物的行为，严重破坏动物生物链，后果是极为严重的。这也是国家进一步明令禁止野生动物交易和革除食用野生动物恶习的原因。记得上世纪90年代我去广州出差，一位电镀界朋友请我在一家餐馆用餐时，就有一味菜是焖烧穿山甲。这在广东是很普遍的现象，表面上是禁食的，实际非常流行。就如吃蛇一样，可以说是公开的。相信这次病毒事件后，无论是广东还是全国，都不会再有人吃野生动物了。病毒以动物为其宿主，并且随着宿主的迁徙和生存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习性，发生变异，这就是人类面临的最大风险！这种风险的可控性比起生物实验室的难度要大得多，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面临的所有威胁中，变异的病毒是风险最高的威胁。确实是比小行星撞地球或发生核爆炸的几率要高得多。目前还在世界扩散中的COVID-19，应该让人类认识到病毒侵害人类的风险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正如人类破坏森林和地表植被最终影响到的是气候一样，人类对野生动物生存环境的破坏不只是使许多野生动物濒临灭绝，也使寄生在这些野生动物体内的病毒要寻找新的宿主。当病毒进入到人体内，就会为了适应人体环境而发生变异。一旦病毒意识到人类是一个比原宿主更大的群体，寻求在人类环境中生存的进化模式就会启动。千万不要以为病毒没有意识。我已经在《光子信息》一书中论证过，物质进化意识是物质的属性。更不要说具有生命的生物体。物质进化到生命形式以后，生存意识就已经具备了，植物都知道趋光趋水，病毒作为最简单的动物体，更具备保持自己生存繁衍的能力。适应环境生存是所有动物的最基本和最原始的意识，因此，如果你扰乱了病毒的宿主，它就要在新的环境中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如果它觉得人类的肺适合它的繁衍，它是不会讲客气的。所以，正是人类自己的活动导致的病毒宿主变迁，危及的是人类自己。病毒引发的疾病本来就一直没有找到相应的对症药，从病毒流感到爱滋病都是这样，而发生变异的病毒就更加危险，因为变异意味着对新环境的适应新品种已经产生出来，这意味着新传播模式和新的致病机理。病毒以原生态进入人体后，人体会产生抗体的进行抵抗，这种博弈的结果不是人胜就是病毒胜。失败的人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面对这种新环境，病毒要在这种人体的新环境生存，最终会变异出能适应这种环境的新品种，要么是使抗体失效，要么是形成共存状态，无论是哪种结果，这种以人体为战场的博弈，受到侵害的是人类。如果哪一天出现人类完全失控的新型病毒，人类就将面临末日的威胁。因此，可以肯定地说，病毒是人类面临的威胁中风险最大的威胁。人类应该协调对病毒防治的政策和措施。这是一个紧迫的任务，不只是科学推理或预测，而是已经在发生的威胁，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并非题外话：1 物竞天择这个话题可能令人感到意外。但是，这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自然规律，无可非议。当年达尔文提出进化论时，不也是受到强烈反对吗？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反对。但是在自然界，却正是按这个法则在运行着。将达尔文思想作了详细而精确归纳的作家是赫胥黎，而将赫胥黎的名著译介到中国的是清朝民间知识分子严复。他的译作《天演论》影响很大，包括中国早年改革家和革命家，大多读过他的作品。足见这一先进的科学思想具有多么强大的生命力。最为奇怪的是，几乎所有反共人士，都一定是反达尔文主义者。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反科学思想这一点上，往往是同盟者。天演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严复先生译为“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是物种因环境改变为适应环境而做出的变化。人类改变环境，就要承担改变带来的后果，你发明了汽车，就得接受存在交通意外的结果。当然人类不会放任这种改变，所以才有了交通规则，但并没有因为有交通规则使交通意外完全消失。现在每年因为交通意外导致的死亡人数，全世界在一百万人以上，2018年达125万，平均每天死亡3500人。但是，人们并没有要求禁止机动车。简单地说，人类得承担自己行为带来的后果。从病毒的角度，它的寻求新的生存空间的行为，就是一种生存选择，是竞争导致的结果。你去侵扰它，去吃它生存的载体，它不得不转移到新宿主也就是人体内来。同时，被它杀死的个体，除了意外，大多数是体弱多病的老年人，这也是一种自然淘汰，虽然残酷、说起来很冷血，但这说的是一种事实。这如当年鲁迅先生在一篇小品中说的一家添丁，祝贺的人说这孩子将来会做官，明显是拍马屁的话，得到了奖赏；有一个人说这孩子将来会死，这本来说的是真理，是人就会死，但却得到一顿痛打。这也就引出一个生死观的话题。就是在人类文明中，将人的死亡看作一件大悲痛。但是，人类并没有因个体的死亡而整体灭亡，死是生的替换，这也是佛教产生轮回说的一个自然根据，有生有死，自然规律。当然，人类可以面对正常的自然死亡，也就是寿终正寝。但这只是理想状态，常态是各种因病、因意外的死亡，大大超出这次病毒流行带来的死亡。人们尽管采取各种措施救治患者，但是，实事上，一定存在还有人会死去的结果。这就如有了交通规则和红绿灯系统，也不能将交通事故降为零一样。应该以平和的心态面对自然界出现的这种事件。这种“意外”其实是人类自己行为导致的，按照规律，就成了意料之中的事了。这也提醒人类，大凡做事，要三思而行，一旦行动，就得接受可能的后果，或者说可能出现的多种结果。即使是人工智能，也都有可能存在一个拐点，出现超过人类智能的时候，这也正是霍金曾经担心的事件之一。2 西方应对在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流行的同时，世界各国先后也出现了流行趋势。开始还是输入型的，随后也出现了当地不明原因的患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场世界范围的新冠病毒流行事件面所难免。人类面临一次灾难大考。首当其冲的有日本、韩国、伊朗、意大利等国。世界卫生组织提醒中国的措施为世界各国防范新冠肺炎病毒赢得了时间，但是，世界各国并没有能够完全做好准备，一旦出现较大规模疫情，往往也措手不及。而对于有发达医疗体系的发达国家，在参考中国的经验的同时，也都拿出了自己的应对方案。西方世界尽管在人权问题上喜欢占领制高点，但在采取具体措施时，经济考量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他们更重视社会成本。因此，日本和韩国都将正规医院指定为只收治重症患者，韩国对轻症采取类似中国的集中管理模式，但只观察不治理；日本干脆对轻症或无症状者不收治，只在家中自我隔离。这样等于放任病毒在人际间自然传播。轻症者由自身产生抗体来恢复生机。从而让有限的医疗资源只用于救救治重症患者。这种结果如何，有待观察，因为这些国家的流行还刚刚开始。而在对待新型冠状病毒的措施上最为离谱的，就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他们将中国为世界赢得的时间不可思议地放弃，同时将其国内越来越严重的新型冠状病毒说成是因为中国才流行起来的“中国病毒”。这种为打击中国而不惜一切手段的行径，受到世界所有主持公道的国家和人士（包括美国人士）的批判。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新型冠状病毒早就开始在人间传播，意大利就推测早在去年10月就已经有新冠病毒在流行。美国的流感严重且死亡率较高（2019年美国流感已经死亡1万多人），他们国内专家就承认，这些死亡者就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混在其中，只是没有进行筛查。也就是说早就有新型冠状病毒在流行中，并且早于在中国流行的时间。甚至有人怀疑是美国参加武汉军运会的人将病毒传进了中国。当现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世界大流行的时候，中国的应对新冠肺炎病毒的经历和作为，成为举世瞩目的样板，各国要想安抚本国民众，除了向中国学习和取经，其他招式恐怕是难以奏效的了。显然，中国的为全民着想的社会主义思维，与西方的资本主义思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 中国方案孔子当年在向他的学生谈论“大道之行”时，就提出了大同世界的设想。那是老有所养，病有所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尽其力，物尽其用的社会。此后人类一直在探寻这种新的生活模式，从桃花园到乌托邦，从资产阶级革掉封建社会的命到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出现，直到《共产党宣言》的诞生，一种人类理想的生活模式被提了出来。可是，这一理想一直被西方当作洪水猛兽。西方世界为此组成了神圣同盟，他们在搞垮了苏联后，现在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正在努力搞垮中国。西方社会表面上讲平等、博爱、自由、民主，但实质是建立在以财富占有为基石的私有制之上的阶级社会。初级的社会主义社会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这种阶级社会的烙印。无可讳言，这种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是当代世界社会形态的主流。就是我国也不得不承认是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这是现实，不可以超越。但是，一个铁的事实是，如果用资本主义制度来应对这次在世界流行的病毒感染，有钱人势必会占用大量资源，商人会囤积居奇，顺势涨价，穷人如果患病，也就很难得到充分救治了。这次中国应对新冠病毒肺炎的举国体制，让世界人民大开眼界。这次中国被确诊的新冠病毒肺炎患者，无论重症轻症，无论穷人富人，全都是公费报销了，即实行国家包干救治。同时对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出工期间的加班费加倍，工资翻番。这让世界震惊，原来社会主义是可以这样分配资源的。这是制度保障，不是发善心，做慈善。西方之所以衍生出慈善行为，只是出于一种“良心发现”，是一种体制外的再分配。也是一种黑钱洗白的渠道，是难以持之以恒的。只有形成制度，才能持续发展。中国提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实质上就是希望在人类面临世界性威胁时，要公平合理地为全人类配置资源。分配的要素是要有东西可分，这就是为什么首先要发展经济的原因，毕竟你得有东西可分，而不是只开空头支票，这就是当代社会主义与以往极左时代的最大区别。中国当代的现实证明，当物质充分涌流时，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要好的制度。诚然，西方世界有发达的科技和大量的中产阶级，他们因衣食无忧而不去管更多的财富在哪里。但是，不争的事实是，现在，世界上少数人控制着世界90%以上的财富，而90%以上的人类，却只占有世界10%的财富。但地球是全人类的地球，面临威胁时是对全人类的威胁，而对这样的威胁，人类将如何面对？这是一个更大的课题。在一部名为《2012》的科幻电影中，人类逃避灭顶之灾的“新诺亚方舟”的船票票价高达10亿欧元！绝大多数人都被这高得离谱的票价挡在了门外。讽刺的是，电影中的这种超大型的避难船被描述为是由中国制造的。暗示中国制造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国。不过，我相信，当人类再次遇到世界性威胁时，相比中国制造，更受世界人民欢迎的，应该是中国方案。2020年3月3日 修改于武汉东方华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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